投资公司与太原理工大学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

法律询问答复类似于司法解释的性质，但没有在裁判中得到援引。

内部行政行为往往存在于多阶段行为，意思表现于外部的形式则是告知和实施。我国台湾学者有有限承认程序行政决定的，但这是以行政程序法上程序权的确立为前提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2)第3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仅就行政许可过程中的告知补正申请材料、听证等通知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文件虽未给原告点头隆胜石材厂确定权利与义务，但却通过强制干预福建玄武石材有限公司的销售办法，直接影响到点头隆胜石材厂的经营权利。(16)它区别于实体行政行为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其本身并没有法律效果。四川蜀威案判决认为：被告把参加清理检查金堂县审计市场会议的同志发表的意见，加以归纳整理而形成的会议纪要，并非是被告单方面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只有当这种意思表示具备了为相对人设定、变更、消灭或确认了某种权利义务关系，并期望获得法律保护时，才具有法律意义。

不许可的，应当说明理由。这一规定不是说行政指导可以分为具有强制的行政指导和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而是说行政指导不具有强制力，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否则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对行政机关的相关权力缺乏明显的界限和程序限制，在补偿标准方面也明显偏低，导致公民财产权利事实上不能得到较好的保障。

一旦某些基本权利未能具体化为法律，在尚未确立宪法救济制度的情况下，公民基本权利的救济将得不到保障。从理论上解析法不禁止即自由，可以有两个层面的理解：其一，凡是法律不予调整而由道德、习俗等社会规范调整的行为领域以及自我指涉行为，均属于法外空间，公民在此一范围内的行为具有法不禁止意义上的自由。然而，如果立法机关只是不发布宪法所规定的法律，这就不大可能以法律后果赋予这样一个不行为。问题在于，立法法有关法律保留的规定存在明显缺陷：其一，这一规定过于笼统和原则化。

以宪法为根据的司法审查也同样不具有现实性。但国务院一直未就该公约的批准向全国人大提出申请，该公约迄今仍未获得国内立法机关批准。

《立法法》第8条对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的事项做出了法律保留的原则性规定。对于中国这种以抽象的基本权利模式实现公民权利保障功能的制度类型而言，基本权利仅具有主观权利的性质和宣示性的意义，而不能成为直接约束公共权力的客观规范。这里所讲的政治权利意义上的少数人，特指公民在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过程中，在多数决的民主方式下，那些居于少数或者反对地位的投票人。（4）关于财产权利方面的立法，明显存在如下问题：对公民财产权缺乏公法性法律的保障，财产权的基本人权性质被选择性漠视。

还可以通过价值补充等解释方法，以强化基本权利保障的规范性意涵。二是这里的法不禁止即自由中的法，不仅包括宪法、法律和法规等实定法，还包括实定法所依据或昭示的法律精神、目的和价值。可见，公民基本权利立法在规范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行为方面都存在明显不足，在质和量上都与完善的法律体系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所有这些都有待于在法治中国进程中得到根本性改善。举凡行政拘留、劳动教养、强制戒毒、强制医疗、强制隔离、收容教育、保护性约束等诸多方面，都有相关的行政法规。

  四、完善我国基本权利立法的对策建议 在中国即将全面启动法治中国战略的背景之下，在上文提出的我国权利立法应然转向的前提之下，笔者就当代中国权利立法的完善提出如下简要对策建议： 1.应当尽快制定一系列规范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以此推动宪法基本权利具体化的进程。在考试制度方面存在明显的地域歧视，在高等教育方面人为地制造等级差别并使之正当化。

这才是解决社会稳定问题的治本之道，就此意义而言，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  二、从基本权利类型审视基本权利立法问题的原因 对于现代法治国家而言，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已然成为宪法引领的整个法律制度体系的基本目标和核心任务。

权利立法的异化问题明显地反映出两个面相：（1）立法者基于政治利益或政治秩序的考量，有意识地将权利立法转化为对公民实施权利行为的控制和管理，其根源仍在于对公民政治参与的不信任。以《村民委员会选举法》为例，该法全面细致地体现了多数决原则，但却对少数人权利基本没有作出规定，只有第36条作了可能有利于少数人维护权利的规定。那么，中国公民基本权利试图以具体的基本权利模式发挥法定效力的基本路径就完全被阻断了。马克思说：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从具体的基本权利模式覆盖的国家类型来看，具体的基本权利在法治发达国家都已经是活生生的制度实践。久而久之，公民对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合理期待只能化为幻影。

中国在落实国际人权公约方面的做法是，国际人权公约只有经由国内立法的具体化才能获得实施。基于某些政治、经济及社会现实因素的考虑，立法者在宪法公民基本权利的具体化问题上采取选择性搁置或消极作为，使得一部分宪法基本权利规范未能转化为法律，导致这些基本权利事实上处于虚置状态。

3.无论国家从追求秩序的维稳模式向权利保障的法治模式的转向，还是从统治视角的管理向善治视角的治理的转向，都共同指向对立法者的根本要求：基本权利立法应实现从选择性作为和消极作为向全面积极的立法态度的转向。权利人只能求助于司法系统之外的信访管道，从而落入持久难决的境地。

维稳模式的根本问题在于通过压抑而非满足和保障公民的权利诉求来求得稳定秩序，其内在困境集中体现为政治风险大、维稳成本高，越维稳就越不稳定，于是就更加强化维稳，形成恶性循环，难以长期持续，必须尽快向法治模式转型。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背景下，公民权利的落实和增长成为其必然内涵，立法机关对基本权利立法负有不可推卸的积极义务，没有任何理由推诿和延宕。

但相关行政处罚措施方面明显缺乏程序性规范和救济性规范，使得现实中的执法、司法很难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现代国家建构社会秩序的基本方式是以宪法和法律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模式，国家作为秩序建构的唯一主体对作为客体的社会予以规则化调整，而构成社会之原子的个人与法人则必须遵从国家的单向调整。上述基本权利体系由《世界人权宣言》、《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三大人权文件予以明确规定。4.强化立法解释，适时进行法律修改，以法制的渐进和完善弥合基本权利立法与公民权利诉求增长之间的张力。

如，国务院《社团登记管理条例》颁行后，董坚等164人于1996年起就筹备发起成立中国爱眼协会，从2000年起长达4年的时间里，他们向卫生部递交的申请历经8次修改补充，最后仍未获得明确答复。概言之，我国基本权利立法内容方面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宪法宣告的许多基本权利至今仍然停留于宪法文本的宣告之上，还没有专门的法律将其具体化，解决基本权利享有和保障上的有法可依仍存在问题。

除此之外，已生效的权利立法还广泛存在一些具有共性的不足之处：法律的细化和规则化不够，笼统的原则较多，对救济条款和责任条款规定明显缺乏。[13]以法治模式追求社会稳定秩序的内在逻辑在于维护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有权利的保障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利益的均衡才有社会的稳定。

中国政府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基于对公约的认知和本国国情，中国对公约中的部分内容提出了保留。自由的一种形式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像身体这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

5.作为公民权利推定之重要依据的法不禁止即自由原则在我国宪法和法律中迄今未获承认。[7]参见姚遥：《10年筹备，爱眼无门》，《南风窗》2007年第3期。可以通过限制或扩大解释，将权利条款中不利于公民权利实现的要素予以适当限缩，而将有利于公民权利实现的要素予以适当彰显或扩展。3.强化全国人大对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备案审查，确保这两类立法的合宪性。

一国采取什么样的权利保障形式，往往取决于该国宪法实践对基本权利性质的理解和类型的划分。因为一个法律体系实质的成熟程度是以该法律体系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水平为衡量标准的：法治是人们追求的治国安邦的理想，它本身是一种形式、一种状态、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实现真正的人权和其它诸种基本权利。

与之直接相关的另一后果则是，公民在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只能根据法律请求法院救济，而无法进行宪法诉讼。[6]胡正昌、李云霖:《公民图像：基本权利立法保障的返视、反思与展望——纪念我国1982年宪法颁布30年》，《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12期。

[3]张晶、强昌文：《契约论理与中国权利立法》，《法学家》2005年第6期。境内的74起申请则全部主动自行撤回。